文楚安 在路上 急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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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称为“垮掉一代”之王的美国小说家杰克·克鲁亚克是以《在路上》(On The Road)闻名的,1998年8月,就在我准备结束在哈佛大学访学回国之际,获悉《在路上》中文译本行将出版,在这之前,我已有十余本翻译作品问世,可坦率地说,没有哪一本书像《在路上》的出版使我那般激动,也怀着更多的期待——把被称为“The king of Beat Generation”(BG之王)的克鲁亚克的这本代表作,而且是第一本中文全译本介绍到中国,在我的文学翻译生涯中无疑是一件大事。

  《在路上》从1957年出版以来,五十年来一直畅销不衰,仅在美国就已售出350万册每年还以11万册到13万册的平均数持续增长,如果把世界各地的多种语言版本算在内,总数就更惊人。

  我看到过《在路上》不同版本的封面,风格不一,但有别于一般艳情畅销书的是,设计得都十分朴素、庄重。比如最受欢迎的1991年企鹅版,整个封面是克鲁亚克和卡塞迪两人并肩站立的黑白照片。两人酷似孪生兄弟,英俊潇洒,酷极了。读者喜欢收藏这本书是有缘由的:在美国战后最沉闷乏味的五十年代,他们穷困潦倒,可仍然充满活力,面带微笑;尽管岁月流逝,但他们仿佛仍在向读者昭示,就精神追求而言,BG决没有“垮掉”,永远在向命运挑战,永远“在路上”。

  实际上,《在路上》已成为美国和世界当代文学经典。1998年,由美国国内外的一些最著名的文学批评家,研究/图书机构专家参与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在路上》赫然进入二十世纪一百部最佳小说前列。我当时虽不知道自己的译本会有怎样的封面,可我期望在世界众多《在路上》的版本中,中文译本毫不逊色。

  1998年10月,我终于在西安全国书展上看到了《在路上》中文译本,应该说我还是满意的:大32开,纸张上乘,印刷精良,墨迹清晰,我提供的近二十幅黑白照片以及序言、若干附录更增加了此书的文献/研究价值,或许这正是此书获得1999年第四届全国优秀外国文学图书奖的一个原因吧。不过,如果说要挑剔的话,封面格调同《在路上》国外版本相比过于“通俗化”了,虽然以美国国旗为背景很美国味。上海一位学习艺术专业的年轻读者在给我的来信中谈到封面说,“此书最让人遗憾万分的是封面设计的太难看太太难看了,简直就像一部恶俗的西方艳情小说……一回家 我就把封面撕下扔了,自己重做了一个。”我理解他的过激之辞。艺术鉴赏力因人而异,使我欣喜的是这位酷爱《在路上》的年轻读者对BG的看法,他之所以不喜欢这个封面,是因为他认为,封面上的几个我们通常在美国/西方电影、画报上看到的那种放荡男女,并不能代表集体意义上的BG形象——简言之,他不认为如我国批评界长期以来所形容的那样,BG是“垮掉”了。我决不是指责这个封面的设计者,如此设计未尝不可。相反,如果把BG视为嬉皮运动的先驱,封面上的几个男女的嬉皮味还远远不够,许多读者都同我谈到这一点。国外的BG作品收藏者、学者在收到我赠送的这本书后的一致反响是“NOT bad!”也就是认可吧。

  尽管如此,我还是希望再版时的封面能给读者另一种新的视觉和心理体验。漓江出版社再版《在路上》,改换了封面,新封面基调简洁,构思不乏新意位于下方的美国五十年代公路上标有“东部”(East)的路标很有时代特征,而老式汽车驾驶室里的克鲁亚克向外望的面容以及封面大部的空白则给读者留下了想象的空间,除了中文书名,还有英文书名及克鲁亚克英文名也颇必要,并不是增加了什么“洋味”而是很有亲切感。

  有同行告诉我,国人对BG的兴趣正在升温,媒体上有关BG的报道,讨论专版逐渐增多,研究生以BG为论文选题者更大有人在,并说这与我多年来专注于BG研究与译介——出版了《在路上》全译本、《金斯伯格诗选》,发表了若干论文、文章不无关系;这自然是溢美之词,更多是对我的努力的肯定与鼓励吧。众所周知,由于诸多历史因素,BG在中国从六十年代被译为“垮掉一代”开始可以说就声名狼藉,这种误读或误解不能不说与缺乏可堪信任的译本以及认真的研究有关;不懂原文的广大读者、研究者往往借助译本来了解域外文化、文学。我一直主张翻译与研究相结合,就此而言,还有许多事可做。

  研究外国文学作品在异国的接受可以揭示许多耐人寻味的东西。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曾经有过作家出版社出版的节译本《在路上》(石荣等译,1962,12)。这个译本我始终没有见过,属于“文革”前的“内部参考”书,供一定级别的干部批判阅读。这批因封面多为灰色或黄色而被称为黄皮书、灰皮书的外国文学作品,通过各种方式被“偷运”出来在青年读者(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社会各阶层青年、学生)中流传阅读,影响不小。就《在路上》而言,作品中BG伙伴对美国现存体制、传统道德信仰的怀疑、悲观、绝望和反叛,在经历过“”、上山下乡的青年中唤起共鸣是很可以理解的。更大的震撼是《在路上》BG伙伴追求自由、欢乐、性爱的极端生活方式,在当时中国特定社会背景下,对于一直接受正统教育的青年,反响极具矛盾性拒绝与向往因人而异。美国批评家喜欢把六十年代中国在“革命大串联”路途上奔波的和美国奉行“背包革命”(rucksack revolution )实践的嬉皮士——他们是BG,亦即嬉普士(hipster)的继承者——进行比较。撇开中美两国的社会文化背景不谈,我们的确可以发现一些共同点:都是反叛的一代——要破坏、打倒的是一切封资修的东西,不管是老祖宗的还是洋人的;嬉普士和嬉皮士憎恨美国资本主义工业——军事一体化,与构成“美国梦”极端的物质主义格格不入。在六十年代动荡的世界情势下(法国、英国的“愤怒的青年”、中国“”、美国BG/嬉皮士运动、新等),BG在精神层面上则融合了西方超验主义、浪漫主义、存在主义和东方宗教理念,因而更要复杂得多。美国是一个“在车轮上”的国家,BG可以自由自在地自己开车或搭车浪迹天涯,很大程度上是个人化的行为;而中国反叛的一代则是集体行为,最后被下乡浪潮所消解,可正是在这种体验自由甚至饱尝痛苦磨难的经历使他们日渐成熟,感受到与BG相同的心境,进而在思想上同BG接近起来,这可以从“文革”时期和其后的地下、先锋文学所反映的情绪中找到印证——须知,BG文学、文化在很长一段时期也是处于民间、边缘,一直“在地下”(Beneath the underground)。一篇谈及中国新诗潮的文章有以下一段线年彭刚和芒克曾经两个人组织了一个先锋派,准备去流浪,‘随便翻墙进北京站赶火车就走了,身上只带了两块钱,心中充满了反叛的劲,对家庭,对社会。美国有本书叫《在路上》,我们也是走到路上再说。’”这可以被认为是受到《在路上》译本影响的结果。

  1984年,《外国现代派作品选》第三册(上海文艺出版社)收入了《在路上》第一部第一章,第二部第四、五、八章片断黄雨石、施咸荣译,当时正值我国介绍西方文学、文化作品热潮,读过这一译文的人一定不少。

  1990年底,漓江出版社出版了《在路上》(陶跃庆、何晓丽译),有译者写的序言,很畅销,但严格说并非全译,好些段落没译,而且错译、误译较多。尽管如此,这一译本让更多读者了解到克鲁亚克其人其书,功不可没。我受漓江出版社之约的《在路上》全译本于1998年出版,但译事在我1997年赴美前已完成,其中来由我在“译后记”已谈及。

  我曾经沿着克鲁亚克及其伙伴当年“在路上”的足迹从美国东海岸乘坐灰狗巴士最后到达西海岸的旧金山,一路上我自然特别留意《在路上》提到过的地方,更特意在丹佛、洛杉矶、旧金山等地停留,寻访小说中当年迪安、萨尔等人所在之地,比如丹佛的拉马里街,旧金山迪安与萨尔相逢的房屋等。如《在路上》所描写,五十年代的美国公路已很畅通发达,但当时的单行道(one way road)现在几乎已全被多行道的高速公路所代替。行驰在这种公路上,但见往来车辆川流不息,尤其是在晚上,目力所及,前面的车辆灯光闪烁,一直延伸到远方,往往使我联想到小说中迪安、萨尔等人疯狂驱车行驶在公路上的惊险情景。小说所写的路边小旅馆、饭店现在已很难看见,代之以汽车旅馆或小餐馆。现在,要想如《在路上》上所写的那样在路边挥手搭车的情况肯定很少了。

  美国朋友告诉我,比之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在路上》提到的那种人与人之间在路途上认识并且由此产生的一些非凡奇遇的机会也大大减少;但好些美国年轻人在旅途中仍喜欢带上《在路上》,并不是为了寻求奇遇之类的刺激,而是要体验一种自由自在的生活方式,这正是BG所留下的精神遗产之一,也是《在路上》至今在世界各地仍有如此感召力的一个原因吧。不妨摘引一段我前面提到的那位上海青年1999年给我的来信,“感谢你把这本书译成这么激动人心的文字把它带到我们中间,你是否知道在现在中国,有一大群地下青年,操着电琴,在笨嘴拙舌但又无比努力地说出自己的理想和失望……”信上所提到的“地下青年”实际上是“民间青年”的代用语,也是BG用语。指那些远离主流文学/文化的“边缘人”,亦即嬉普士,克鲁亚克的一本小说便取名为《地下人》(The Subterraneans,1958)。“地下”在这儿当然没有“反动”、“秘密”之类的政治含义,更不是同政府、体制对立,它指的是自发性,区别于我们通常习惯的那种集体性和组织化的行为。什么是这些青年的“理想和失望”呢?社会学家对于这个问题的讨论一直很热烈。转型期的中国社会,目前并非事事完美,青年人天生对新鲜事物的好奇、敏感,容易激动也容易失望,去寻求心理学意义上的“情感释放”。这位读者接着写道:“也许他们只能处于地下,也许哪天他们浮出水面时,却不知觉地变了味道,也许他们像西方的嬉皮、朋克、迷惘的、垮掉的一样张开嗓子,说出自己的主张,谁知道呢﹖”不同于充满艰涩抽象术语的那种专业文学评论,这位读者对《在路上》的阅读感受何等真挚。

  值得一提的BG与爵士摇滚音乐,包括朋克、黑人布鲁斯的关系。克鲁亚克在其《现代散文理念与技巧》(BELIEF & TECHNIQUE FOR MODERN PROSE)中有若干条与爵士摇滚音乐直接有关:顺从一切,开放、倾听(Submissive to everything, open,listening);你所感受到的自会找到它自己的形式(Something that you feel will find its own form);写出你的内心里不断感受到的一切(Write what you want bottomless from bottom of the mind);写出狂乱的、无序的、纯粹的、内心深处的东西,越疯狂越好(Composing wild, undisciplined, pure, coming in from under, crazier the better)。金斯伯格也一向主张“最初的思绪,最好的思绪”(First thought, best thought)。显然,这些正是视自发性、即兴性为第一要素的爵士摇滚音乐所认同的创作原则。当今中国,名目繁多的民间、地下爵士摇滚音乐乐队一直很火,活跃于都市酒吧、音乐厅,已形成一大文化景观。在一个物质、享乐主义至上的社会,中国这些青年人同BG,美国及西方爵士摇滚音乐的联接点,或者说默契在于共同的精神追求和探索,自由表达情感的欲望,而这正是《在路上》所要奉献给读者的。

  谈谈《在路上》手稿应该不算是题外话。众所周知,《在路上》是克鲁亚克“自发性写作”(spontaneous writing)的典范,其写作过程早已成为文坛佳话;手稿本身是世界文学史上罕见文本。早在3月23日《纽约时报》就向读者展示了《在路上》被圈成长卷的手稿照片:9英寸宽,119英尺8英寸长,是克鲁亚克用二十天功夫在类似电报纸,也许是建筑用绘图纸上打字而成。从长卷手稿看来,纸缝是他后来用胶布粘贴上的;沿着纸的右侧有一铅笔划过的淡淡的线,表明他把纸裁剪过以便放入打字机。岁月的流逝已使纸张颜色变暗,开始部分也已破损。克鲁亚克喜欢把长卷像一条大道似的展开让朋友们看。长卷(手稿)的最后一段已不见踪影,克鲁亚克说是被BG伙伴卢辛·卡尔(Lucien Carr)的狗咬掉的。1957年《在路上》几经周折终于出版。六十年代中期手稿由克鲁亚克的经纪人斯特林·洛德(Sterling Lord)保存在其格林威治村的办公室内。克鲁亚克1967年逝世后,曾经在1993年手稿送交纽约公共图书馆伯格珍藏。《在路上》手稿所有权属于克鲁亚克居住在克鲁亚克故乡马萨诸塞州洛威尔市的第三任妻子斯特拉·萨帕斯(Stella Sampas)。1990年斯特拉去世把手稿留给其弟安索尼·萨帕塔卡库斯。1999年萨帕塔卡库斯去世后其侄子托尼被指定为遗产执行人,与他的叔叔约翰·萨帕斯以及萨帕塔卡库斯的女友南茜共同拥有手稿。

  谈到拍卖手稿的原因,托尼说拍卖不是为了谋取高利,因为他很清楚手稿是一件稀世珍宝,可他得交付自从接手遗产后沉重的税收。拍卖前,据行家估计价值达可达一百万到一百五十万美元之巨,同卡夫卡、乔伊斯和普鲁斯特的手稿属于一个档次。消息传出后,尽管抗议者有之,但仍按原计划如期拍卖,以二百二十万美元敲定,落入印地安娜州波里斯市的可尔兹(Kolts)足球队老板吉姆·艾塞(jim Irsay)之手,打破了1989年卡夫卡的未完成长篇小说《审判》(The Trial)以一百万英磅,即一百九十万美元名列文学作品拍卖榜首的记录,再一次体现了《在路上》不可代替的文学价值。艾塞打算如何处置手稿是世界上所有BG学者及热爱克鲁亚克作品的人最关注的问题。艾塞说他将会先在印地安娜州展出《在路上》手稿,然后沿着克鲁亚克及其伙伴们当年横跨美国大陆的足迹进行一次“在路上”巡回展,并最终将手稿放在印地安那大学,供研究者使用。同时,《在路上》手稿拍卖引起的空前轰动之时还传出了有关许多消息,经过多年挫折,《在路上》的电影脚本多次易人,不久前己由腊塞尔·班克斯(Russell Banks)完成,大导演科波拉已认可。全世界的BG迷有望在荧幕上看到神往已久的BG伙伴“在路上”了。此外,一部克鲁亚克传记片《BG天使》(Beat Angel)也已完成。

  虽然《在路上》出版已将近半个世纪,可联系到美国及西方最近以及即将出版的诸多有关克鲁亚克、金斯伯格、卡塞迪、科索等的评论、传记性新书,有声书籍、光盘,谁还能怀疑BG热不会持续下去呢﹖出版过金斯伯格《嚎叫》的旧金山“城市之光”书店(City Lights Book Store)老板、诗人弗林格蒂多年前就说过,“干吗说什么BG的复兴?他们压根儿就没离开过。”BG作家反抗束缚,蔑视物质至上主义,追求精神、灵魂意义上自由充实,虽说他们反叛现实的那种放浪形骸的生活方式未必值得效仿,可是这种BG理念也不能简单否定,因为,在当今美国和西方同BG发端时的五十年代比较,精神迷惘,信念丧失并没有缓解,更不必说消亡。在这种情势下,经历过沉默的五十年代,动荡的六十年代的年长者怀念BG,在战后经济繁荣时出生、长大的“baby一代”以及在中学、大学的课程上读过早已进入主流的BG作家作品的更为年轻的一代,对BG作品及BG理念产生如此共鸣并不奇怪,这也正是克鲁亚克、金斯伯格等其他BG作家作品一直被广泛阅读,还有后BG文学目前势头正猛的原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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